解读话剧《刺客》
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和何冰领衔主演、谭盾作曲的古装新戏《刺客》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最后排练，将于8月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上演，于8月底来到深圳，在深圳大剧院连演三场。与《史记》所述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话剧《刺客》中，门客豫让为替主人报仇，乔装行刺赵襄子失手被擒，赵襄子为其忠义所感动，放了他，豫让却设法再次行刺，失败后伏剑自杀。然而，剧中尤其对豫让“极端的尽忠尽义”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诠释并凸现“义”的主题，这将给观众带来新的思考。《刺客》编剧徐瑛接受记者采访，为观众提前解读该剧。
《刺客》即将来深，专访编剧徐瑛，提前解读该剧——
把凛冽的春秋气质推到极致
董芳芳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讲到一个叫豫让的人——“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这个欲“舍身取义”的豫让就是著名导演林兆华最新出品的大型新编历史话剧《刺客》的主人公，而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千古名言也将在此承载着全剧的深意回荡在话剧舞台。
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和何冰领衔主演、谭盾作曲的古装新戏《刺客》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最后排练，将于8月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上演，于8月底来到深圳，在深圳大剧院连演三场。与《史记》所述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话剧《刺客》中，门客豫让为替主人报仇，乔装行刺赵襄子失手被擒，赵襄子为其忠义所感动，放了他，豫让却设法再次行刺，失败后伏剑自杀。然而，剧中尤其对豫让“极端的尽忠尽义”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诠释并凸现“义”的主题，这将给观众带来新的思考。记者昨日电话采访了《刺客》编剧徐瑛，请他为观众提前解读该剧。
徐瑛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任专职编剧，是当今颇受国际戏剧界关注的中国剧作家。他的代表作舞台剧《巴凯》、《阿Q》、歌剧《胡笳十八拍》、《茶》和《李白》，曾在欧美、日本、中国香港等地上演，京剧《兵圣孙武》、《宰相刘罗锅》、《连升三级》、越剧《藏书之家》、徽剧《蔡文姬》、花鼓戏《刽子手传奇》等，堪称戏曲经典。但观众熟悉他，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康定情歌》、《舞台姐妹》。
真正下笔只用五天一气呵成
记者：怎么想到把豫让的故事写成话剧？
徐瑛：十几年前就想写豫让的故事，最早想做成戏曲，找裴艳玲那样的演员来演，前面的豫让是老生，毁容吞炭之后变成花脸，想像一定特棒。林兆华老师排过我写的戏曲和歌剧，如京剧《宰相刘罗锅》、《连升三级》、《兵圣孙武》、歌剧《李白》等等，他希望排一个我写的话剧，于是就把《刺客》写成话剧了。因为构思的时间很长，所以真正下笔，前后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感动于豫让纯粹的感恩之心
记者：话剧《刺客》中的主人公豫让在现代人看来可以说是“一根筋”，善待他的明君赵襄子放了他，他却还要继续为曾经的主人报仇，他的行为是卑微的，没有善恶之分，而剧中却被塑造成一个坚持信念的“舍身取义”的英雄，出于怎样的想法？
徐瑛：《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行刺的理由不一，行为都很极端，而豫让则是其中最纯粹的一个。他的行刺，毫无诸如铲除暴君之类的政治目的，他行刺的对象赵襄子，无论在世人的眼中还是在他的眼里，都称得上是一个明君。然而就因为赵襄子杀了待他如国士的主人智伯，他便要用国士的礼节来回报，全然不理会他那位主人是一个暴君的事实，毅然决然地以惨烈的自残来坚定复仇的决心。
你可以说豫让是“一根筋”，但他的行为绝不卑微。评判善恶，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在他的心中，没有约定俗成的善恶标准，只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做人原则，这一原则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善恶观，而将一个“义”字高置在了一切道德规范之上，把“义”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当作至高信仰，并以生命作为代价来誓死捍卫，舍身如此糊涂而又如此明白，古往今来，除了豫让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来。所以我们不能用世俗的历史观来评价他的行为，那样做只会凸现我们的狭隘。
记者：您说豫让身上承载着一种人文精神，是怎样的人文精神？
徐瑛：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你可以说他愚昧、迂腐、甚至可以说他是愚忠的楷模，但“士为知己者死”所内含的感恩之心，对于已经司空见惯了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我们来说，豫让的这种纯粹难道不是很可宝贵的吗？现代人缺失的东西很多，其中感恩之心尤其不在怀抱。人无感恩之心，人与人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以为一定很可怕，这是不难想像的。
我在《刺客》排演前夕为剧组所写的“编剧的话”中也曾提到，刺客身上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在《刺客》一剧结尾的时候就走向死亡了。随着利己主义一跃成为新的时尚，我们的灵魂便逐渐地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所主宰，乃至于后人缅怀豫让的事迹时，虽然依旧会被感动，但在感动之后，终究还是依然故我地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把豫让的故事当作绝版的传奇看待，丝毫不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
暂离时尚娱乐的麻木与喧嚣
记者：这种“忠义”的观念观众能够接受吗？他们可能会被深深感动，但对如此极端的做法绝大多数应该不会赞同，您对此怎么想？
徐瑛：是极端，也可以说纯粹。我认为豫让的那种纯粹于现今的我们，已经远远丢失了，这是很可悲的事，也因为这悲哀，我有了写《刺客》的激情。《史记·刺客列传》所载之刺客，身上都存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刺”是一种猛烈的暴行，而其内含的精神实质却是对道义的捍卫。
然而，我并无意要召唤“义”的回归，我只是想要表达心中的一份感动。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借助豫让的纯粹，让我们的戏剧也纯粹一次，让那些进剧场来观看此剧的观众获得一个被豫让的人格力量与戏剧的文学魅力所感动的机会，在一个半小时内暂离时尚娱乐带来的麻木与喧嚣，暂离外界的浮躁，洗涤一下被物欲所污染了的灵魂。
记者：那么对豫让刺杀的对象、剧中另一主角赵襄子，如何解读，他真是一个宽容的明君，还是只为了给自己留下芳名？
徐瑛：赵襄子是一个有气魄的成熟的政治家，他对豫让的宽容，首先当然是对豫让的敬佩与欣赏，我想任何政治家都希望自己的追随者像豫让这样忠诚，同时也不排除有做戏的成分，这是维护统治的需要。但他的宽容一定是有限度的，不是毫无原则的，一旦豫让再三的挑战威胁到了他的权威，令他的大度让人产生性格软弱的误解，影响到他的权威与尊严，他一定会怒而拔剑，毫不留情。这就是政治家。
进入“人学”的审美境界
记者：作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一部分，《刺客》能否成为当今古装话剧的新代表？从剧本而言，其吸引力和特别之处在哪？
徐瑛：这个戏的剧本完成于三年前，那时还不知道有纪念话剧百年这回事，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刻意去做些什么。因为我写东西从来不为凑什么活动的热闹，更没有把《刺客》做成当今古装话剧新代表的野心。我只是想表达内心的一种感动而已，并让人们在解读它时，进入到一个文学，或者说“人学”的审美境界。
剧本出来后给林兆华老师看，他说这个戏很特别，怎么排要好好想想。这一想就是两年，直到去年年底，他忽然打电话跟我说，他知道这个戏该如何排了。至于这个戏如何特别，我也说不清楚，导演林兆华也说不清楚，我是想把凛冽的春秋气质推到极致，也许这剧的特别之处就可以说是台词干净利落与剧本所内含的春秋气质吧？林兆华坚持一句台词不许改，要求演员完全照剧本来演，我想很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
